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3月
一．引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过去我们没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从来主张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从来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1]；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2]；说我们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3]；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4]，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末，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连续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再说吧！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内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粉碎他们的进攻，正确地给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同这次论战交织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现在出现的第三次大论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
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复活动。他们的这类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①，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①。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发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论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②。铁托集团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纲领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语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竟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污。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
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③，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③，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争论公开化，那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们的这种挑战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人们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谁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
凡是读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论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贯串着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线索。按照这条线索，不论在国际问题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同社会民主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意共的提纲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许多提法、许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鲜，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扬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纲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多么辽远。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作为提出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他们的估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问题上，也在意大利问题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颇为得意的新概念。
一、“应当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争范围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
二、“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①
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①。“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①。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②。
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①。
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③。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②
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①
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①。
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
“全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②。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①。
十一、“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②。
十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②。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
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们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
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一次新的“变革”呢？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①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
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连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④。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⑤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