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下了，但我心满意足。
非致命武器发射的弹头打在了致命的部位，我就像烂泥一样摔在了地上。风拂过贯穿我胸口的弹道，我确信我是活不下来了：但这正是我的目的。我从几年前策划，如今被我一手推动的这场运动，如今已变得势不可挡，扩散到了整个国家范围内。没能把我抓捕入狱或是使我声名狼藉是政府第二大的失误，而让我在今天的游行中丧命则是最大的。可以想象的是，在我死后，会有多少人继续打着我的名号，宣传我的主张和思想，接过我手中的旗帜成为下一个我。“我们走了以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好人了，而是因为我们曾经来过，记住了。”被子弹击中一秒后，我眼含热泪地倒下，在这座我深爱着的城市里。
但我没有死，也没有活。
记忆中有一段是缺失的，至少我不知道我的遗体为什么被放在了国家纪念馆里，而我正通过似乎是一个天花板上摄像头的视角看着自己毫无生机的身体，而且似乎只能看。“我”被放在防腐的水晶棺内，棺旁被镀金的围栏隔着，栏外是一大群贪婪的记者和一个好似圣诞老人的官员。他捋捋白胡子，好像面对着一大群伸出手的孩子，笑嘻嘻地把糖果放到他们手里。
“是的，他留下了这样的一份遗书，各位请看……”
“我们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非常悲痛，领导人已经声明将会为他降半旗……”
“他的主张能否实现？先生，我感觉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要知道……”
圣诞老人比了个手势，正在飞速做着笔记的记者们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各位先生，有请我为大家介绍我国最新研发的科技，它可以在人死后提取一部分的记忆，并且重新构建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换句话说，大家可以实打实地进行交谈，”他看了“我”一眼，“和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当然，许多事他可能会不记得了。”
记者们一拥而上（记者的第一素养是倾向于相信），有的甚至还把话筒杵到了棺边：
“您引导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使您名下的两套房产增值吗？”
“加入您运动的有未成年人，您是否知道这涉嫌了雇佣童工？”
“您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死亡来表达自己发起运动的后悔吗？”
而那个简陋地印着我头像的黑匣子却只是靠在围栏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是的，先生。”而记者对这些回答的满意程度居然超过了官员口中的“最新科技”。黑匣子居然还会回答“不，先生。”，当记者问：“您对社会现状是否抱有独特的看法”时。
没有一种情绪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感觉，我只觉得如坠冰窖。杀死我，不用子弹。
我死去已经一周了，形形色色的人都来看望我，包括我的副手。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胸前挂着勋章与新任党魁的标志。他支开了其他人，独自一人站着“我”面前，点了根烟，半天一言不发，只是离开时扔下了烟头和一句话：“你太理想了。”
“是的，先生。”黑匣子回答。
许多曾经一起奔走在斗争前线的老兵也一起来看过我。他们之中最大的才不到三十，但已经满面沧桑。这位近卫军在众人的目光中来到那个黑匣子前，颤抖着问：“您还记得我们吗？”
“不，先生。”黑匣子回答。
老兵们的手在围栏上重重抬起又轻轻放下。大家都沉默不语，泪水滴上镀金的围栏上，滑落下去。
我没法辨驳，因为喉舌已被夺去。
一个月后，纪念馆又恢复了寂静。披着改革者名号的保守派在政府获得了一席之地，老兵逐渐凋零，我的遗体被从棺中移出，意识也随之剥离。
烈火燃尽。